编译 | 杜咏芳
编辑 | 黄大路
设计 | 甄尤美
2022年5月，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意气风发地宣布特斯拉正在组建一个“核心诉讼部门”，誓言要“直接发起和执行诉讼”。他将其形容为一支由“街头斗士”组成的铁血团队。
当时，马斯克表示，即使很可能会败诉，特斯拉也绝不会向不公正的案件投降或和解；同时，特斯拉也绝不会与真实指控对抗，即使其会胜诉。
2023年4月，特斯拉还特别从顶级律所摩根路易斯聘请了布莱恩·贾扎里（Brian Jazari）担任该部门负责人。
起初，特斯拉“核心诉讼部门”的策略十分有效。
除了2024年4月与苹果工程师沃尔特·黄（Walter Huang）家属就“自动驾驶致死案”达成和解这一例外，在其他涉及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致命事故诉讼中，特斯拉几乎无往不胜。
2024年10月，一起股东欺诈案的判决结果再次检验了这套策略。特斯拉的律师辩称，诸如“特斯拉汽车极其安全”以及“自动驾驶功能超乎想象”之类的说法，纯属企业惯用的夸大之词，任何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当真。而加州的一名法官采纳了这一理由。
马斯克还在其铁杆粉丝索耶·梅里特（Sawyer Merritt）的相关动态下评论道：“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但是，好景不长。
2025年8月，迈阿密联邦陪审团在“贝纳维德斯诉特斯拉”案中作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这起案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赔偿金额之巨大，更在于判决推翻了特斯拉此前反复使用并赖以胜诉的核心辩护策略。
四年后的今天，特斯拉正面临着至少21条不同的法律诉讼路径，涵盖自动驾驶致人死亡、证券欺诈、种族歧视、消费者欺诈、反垄断等七大类别，潜在赔偿总额从保守估计的27亿美元到最高145亿美元不等。
更重要的是，完全自动驾驶（FSD）系统部署到数十万辆车时候，也就是2021年至2025年期间的案件还在审理之中。
这些案件涉及的车辆数量更多，FSD的功能更“强大”，风险敞口也更大。
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
“贝纳维德斯诉特斯拉”案，还要从2019年说起。当时，佛罗里达州基拉戈发生了一起致命车祸。
乔治·麦基（George McGee）当时驾驶着他的特斯拉Model S，开启了Autopilot功能。当他的手机掉落时，他弯腰去捡。车辆以大约62英里/小时的速度闯过停车标志和闪烁的红灯，撞上了一辆停着的雪佛兰Tahoe。
当时22岁的奈贝尔·贝纳维德斯·莱昂 (Naibel Benavides Leon) 和她的男友迪伦·安古洛 (Dillon Angulo) 正站在该车旁。贝纳维德斯当场死亡，安古洛受重伤。
2025年8月，迈阿密联邦陪审团认定特斯拉对这起事故负有33%的责任，判决赔偿总额高达2.43亿美元，其中包括2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原告律师布雷特·施赖伯（Brett Schreiber）在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论点：马斯克让公众参与了一场“他们从未同意的测试”。
施赖伯告诉陪审团，特斯拉没有诚实地告诉消费者：“你们正在参与一场实时测试，而你们就是测试中的小白鼠。”陪审团完全接受了这一论点。
他展示了大量证据，证明特斯拉明知其自动驾驶系统存在缺陷，如无法可靠识别静止物体、在特定光照条件下传感器失灵等问题。然而，特斯拉却仍然向消费者推销这项技术，将其包装成已经成熟的产品。
而特斯拉在审判前曾拒绝了6000万美元的和解提议。这意味着该公司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陪审团面前获胜，或者至少获得一个远低于6000万美元的判决。
结果，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是该提议的四倍。特斯拉随后聘请了吉布森·邓恩（Gibson Dunn）律师事务所——全美收费最高的上诉律师事务所之一——试图推翻原判。他们辩称，该判决“违背了佛罗里达州基本的侵权法、正当程序条款以及常识”。
然而，2026年2月，法官贝丝·布鲁姆（Beth Bloom）再次驳回了所有论点，裁定庭审证据“完全支持”原判。
自那以后，曾坚称绝不会就不公正案件进行和解的特斯拉，为了避免败诉影响企业形象，又悄然与至少四起自动驾驶事故诉讼达成和解。
这支曾经自信满满要“主动发起诉讼”的法律团队，如今已转向危机公关模式。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报告和独立数据库TeslaDeaths.com的统计，涉及Autopilot或完全自动驾驶FSD的特斯拉致命事故大约有50至60起。
这些事故的时间分布极为关键：许多发生在2016年至2020年间，即Autopilot的早期阶段，甚至在2020年底FSD测试版正式发布之前。
根据贝纳维德斯案的先例，仅每起致命事故就可能导致1亿至3亿美元的赔偿判决。如果特斯拉希望避免陪审团审判，则可能达成2000万至60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而这还不包括数百起与自动驾驶相关的非致命事故诉讼。
不断涌现的诉讼案件
2025年8月，特斯拉还在法庭上遭遇了两场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集体诉讼。
第一场来自消费者。
加州一位联邦法官批准了一项针对特斯拉FSD套件营销的集体诉讼，认定该公司的宣传存在误导性。该诉讼涵盖自2016年10月起购买增强型自动驾驶（Enhanced Autopilot）或FSD套件、且未选择参与仲裁的加州买家。法院采纳了“全额退款理论”作为损害赔偿依据。
这意味着，一旦虚假陈述被证实，每位集体诉讼成员可获得5000至15000美元甚至更高的全额退款。
第二场来自股东。
当月，投资者指控特斯拉与马斯克通过隐瞒自动驾驶技术（尤其是自动驾驶出租车项目）的重大风险，人为抬高股价。该集体诉讼的追溯期为2023年4月至2025年6月。
导火索是2025年6月下旬那次灾难性的Robotaxi首次公开测试。据报道，测试车辆出现超速、急刹、驶上路缘、闯入错误车道，甚至在多车道道路中央放下乘客等问题。消息传出后，特斯拉股价在两个交易日内暴跌6.1%，市值蒸发约680亿美元。
若该集体诉讼获得认证，即便只有一小部分损失被认定与欺诈行为相关，和解金额也可能高达10亿至50亿美元。
与此同时，特斯拉面临的法律压力，因监管行动的密集介入而进一步加剧。
2025年10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展开涵盖288万辆特斯拉汽车的调查，并发现80项与FSD相关的交通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逆行和逆向行驶。
2026年3月，NHTSA加大了对320万辆配备FSD系统的特斯拉汽车的调查力度，原因是担心该系统可能无法在能见度不佳的情况下检测到或警告驾驶员。
NHTSA表示，他们已收到九起可能与此问题有关的事故报告，其中包括一起致命车祸和两起受伤车祸，并正在调查另外六起车祸是否可能与此有关。
这两项调查本身就可能导致巨额罚款和强制召回，但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未来的民事诉讼提供证据。
调查之外，司法系统也对特斯拉的营销行为亮起了红灯。
2025年12月，加州一名法官裁定，特斯拉在营销中使用“Autopilot”一词具有误导性，违反了州法律，并称“Full Self-Driving”这一名称“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2026年2月，特斯拉正式遵守加州车辆管理局的命令，停止在车辆营销中使用“Autopilot”一词。作为回应，加州方面也取消了吊销其执照30天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一个月前，特斯拉已在美国和加拿大彻底关闭了Autopilot，不再将其作为独立产品销售。这一举动虽然满足了车管所的要求，但也巧妙地引导车主转向需要付费的FSD Supervised服务。
2026年，有关特斯拉的诉讼案件仍在不断增加。
1月，一起源于2023年的Model X车祸案件正式进入诉讼程序。该事故导致一家四口丧生，家属现已对特斯拉提起诉讼。而同期，还有数十起类似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中。
3月，一位Cybertruck车主向法院提交诉状，称2025年其车辆在开启FSD功能后，险些冲出休斯顿的一座立交桥。
值得关注的是，她的诉讼中包含一项新颖的指控：特斯拉“疏忽留用”了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
公众信任的崩塌
一项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普遍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
他们不信任这项技术，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即便有证据表明，自动驾驶可能比人类驾驶更安全。
3月23日至29日期间，美国市场研究机构《电动汽车情报报告》针对自动驾驶汽车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对2081名美国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误差范围为±2.1%。
在这场信任危机中，特斯拉尤为突出。
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赞同法官的裁决，即特斯拉在营销中使用“Autopilot”和“Full Self-Driving”等词语具有误导性，违反了州法律。特斯拉要求使用FSD的车主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眼睛注视路面，但多数人认为这并未真正发生。
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63%）认为特斯拉车主在使用FSD时并未集中注意力，其中32%的人更直言，FSD本身就会主动让驾驶员放松警惕。
虽然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目前仅在奥斯汀推出，但这项新兴服务已引发大量质疑。当消费者对比特斯拉与Waymo的事故记录后，对特斯拉的安全表现普遍持怀疑态度。
87%的受访者对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安全性感到担忧，72%的人表示这降低了他们对特斯拉公司的信任度，69%的人表示这降低了他们乘坐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意愿。
更令消费者担忧的是，特斯拉决定在自动出租车上移除人工安全监控员。84%的受访者对此表示不安，81%的人认为，如果没有车载安全监控员，特斯拉不应被允许提供完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服务。
而这与早年间公众对特斯拉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反差。
2014年9月，特斯拉开始为每一辆汽车配备Autopilot功能。诸多媒体用“它开得比我还好”来形容那种对技术的崇拜感。
2016年新款Model 3发布时的盛况，常被拿来与iPhone 4的横空出世相提并论。全球各地特斯拉门店外排起长龙，许多人在甚至没见过实车、不清楚最终配置的情况下，就愿意为此支付1000美元的订金。
一些狂热的粉丝甚至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追踪Model 3的量产进展：在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放飞间谍无人机，试图利用卫星图像揭开秘密，从发货数据中寻找蛛丝马迹，或是仔细研究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配送中心照片。
他们只为确认一个问题，那就是Model 3究竟生产了多少台。
在那个时期，马斯克甚至被媒体塑造成“人类救星”。《钢铁侠》导演乔恩·费儒（Jon Favreau）曾透露，自己正是以马斯克为原型，塑造了电影中那位亿万富翁天才托尼·斯塔克（Tony Stark）。
然而，时过境迁，特斯拉的技术光环已不复当年，马斯克本人甚至成了许多人拒绝购买特斯拉的主要原因之一。
用马斯克的话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制造出一款伟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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